转:本富、末富和奸富


 又有一回,重读《史记》,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。在中国的史家中,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,在《史记》中有专门的《货殖列传》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个大商贾,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《食货志》,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,一代不如一代,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。司马迁把“富裕”分成三种,本富、末富和奸富,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,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,所谓“本富为上,末富次之,奸富最下”,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,“用贫求富,农不如工,工不如商,刺绢文不如移市门。”

  这就奇怪了。既然农田为“本富”,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“末富”,如果大家都去追求“本富”,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乎?好,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――这也可以被看成是“理财建议”,他说,“去就与时俯仰,获其赢利,以末致财,用本守之。”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,大把赚钱,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,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。

 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?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?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吗?

  然而,批判归批判,事实却比冰还冷。历史学家李剑农在《先秦两汉经济史稿》中说,“司马迁之观念如是,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,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,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,尚未能大异于是也。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,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。” 李先生写这段文字是在1950年代中期,又半个世纪过去了,规律还是规律。
  人们肯定还会问,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,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中呢?司马迁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

  我来点破最后的秘密吧。因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,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,所以早早的就把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化。这个有多早呢?说出来吓你一跳,早在公元前770年,齐国的管仲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归国营化,那时候,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,美洲还在猎人头玩。从此以后,秦汉唐宋明清民国,只要是能赚钱的工商业,国家无不收归国营,从盐铁,到茶酒,到漕运,到对外贸易,到矿山铁路,到银行电信,现在,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叫国资委,专管此事。

  当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后,私人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很微妙了,人人都知道那里的钱比农业多,可是谁也不敢往大里玩,因为千年以来的教训告诉大家,你搞得稍微大一点,一定会与“国家利益”冲突,一博弈,要么灭家要么抄产。我曾经算过一个数字,以用途最为广泛的铁器工坊为例,从先秦到晚清,最大规模的私人企业不过千人,2000年间规模几乎没有扩大过。

  法国的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经写道,无论中国还是伊斯兰教社会,政府的权力太大了,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。因而,最成功的商人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是――在哪里再投资他们的利润。他最后说,“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”。

  正因此,司马迁的第三段话就如幽灵般的出现了:大凡在工商业中赚了钱的,马上转身去购买土地,是为“以末致富,以本守之”。

  言论至此,读者应该明白,在千年中国,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,它是一种“类货币”,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。

  回头说到今天,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?除了城市化运动、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,近年以来,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汹涌进地产业,企业家阶层因“国进民退”对实业产生厌倦,投机心理大增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无论是房产税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,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

  解决之道何在?那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,活跃工商业经济,让工商资本留在工商领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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